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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起隴西》背后的蜀漢北伐

    作者:海下 來源:中國財經報 發布時間:2022-06-27

      圖為三國歷史地圖譚其驤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近期播出的古裝諜戰劇《風起隴西》,改編自馬伯庸的同名小說,虛構了一段蜀漢和曹魏之間情報機關“司聞曹”和“間軍司”的諜報攻防,雖是戲說,但卻從側面反映了真實的歷史,魏蜀兩國圍繞隴西的激烈爭奪和蜀漢朝堂內部的派系之爭是貫穿全劇的主要線索,也是蜀漢立國以來的主要內外矛盾。

      安從坦道,平取隴右

      隴西大致相當于今天甘肅省南部定西、天水、隴南三個地級市,以及平涼的一部分,在歷史上則得名于隴山以西,隴山也就是如今六盤山的南段,地處甘肅、陜西、四川之間。以山為界,隴東屬于關中平原,隴西地形較為復雜,由隴南山地和隴中黃土高原兩個地理單元構成,又有河谷穿行其間,與周邊地區有著較為復雜的地理聯系,堪稱河西走廊、關中盆地、漢中盆地、四川盆地之間的樞紐所在。

      爭奪隴西,起于北伐,當時蜀漢與魏以秦嶺為界,北伐的大本營就在秦嶺之南、漢水上游的漢中。秦嶺有著多條通往關中的咽喉要道,北邊有散關、故道、斜谷穿越秦嶺,東邊有子午谷插向長安。從地圖上看,蜀漢攻魏有北、東、西三個方向,向北只能在秦嶺的關隘間穿行,大軍在其中毫無施展余地,如果遭受襲擊必然首尾不能相顧,而此處密布堅固的關隘,魏軍早有防備,緊鄰關中平原也便于其調動援軍;向東順漢水南下可占領魏興、上庸等地,但一旦受攻擊,班師的退路不暢,且與諸葛亮修好孫吳時定下的放棄向東發展的方針不符;向西進攻,則有著多重優勢,其孤懸曹魏疆域的西部邊陲,少數民族眾多,曹魏在此的統治力量較為薄弱,而當地卻產良馬和麥,都是各國征戰的必要物資。更難得的是有水運可濟,極大降低了補給難度,回師后撤也非常從容,事實上蜀漢在隴西的行軍路線也和水道高度重疊。而攻占隴西后,可以居高臨下攻取長安。

      從228年春至234年冬的八年時間里,諸葛亮先后六次兵出漢中北伐曹魏,這也是《三國演義》中令人津津樂道的“六出祁山”,諸葛亮的暮年不是在北伐,就是在準備北伐的路上,直到最后病逝五丈原軍中,最終有所斬獲者,也不過隴西的武都、陰平兩郡。

      對于以漢室正統自居的蜀漢集團,北伐是必須堅持的基本國策,也是諸葛亮為劉備集團一手擘畫的長期戰略。早在建安十二年(207年)劉備三顧南陽草廬,諮以“當世之事”,諸葛亮以“隆中對”答之,概括起來就是“三步走”:先取荊州安身,再取西川,最后兩路出兵北伐中原,即所謂“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在劉孫集團聯合取得赤壁之戰勝利后,建安十五年(210年),劉備奪得了荊州五郡建立根據地,擺脫了初期無所憑據的流浪狀態,次年,在劉璋的邀請下,劉備入蜀,并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奪取了益州。自此,荊益之地如預想一般落入劉備的囊中,北圖中原的攻勢也立即展開,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在擊敗曹操奪取漢中后稱王,在此漢家高祖龍興之地稱王的意圖十分明顯,關羽也趁勢攻擊曹操控制的荊州北部,以至于曹魏有遷都避其鋒芒的打算。此時可謂是劉備集團版圖和勢頭的巔峰,似乎一切都在按“隆中對”里兩路北伐,克復中原的劇本上演。

      然而這一戰略隱藏著一個致命弱點:占據荊州必然和東吳的利益有著直接沖突,只不過在雙方的外交努力下一直沒有上升為公開的武力沖突,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兩方力量相差不大且都面臨北方的巨大壓力。但劉備集團的快速崛起意味著聯盟的基礎消失,在這樣的關頭,戰略隱患最終爆發,發生了孫吳背盟偷襲荊州的變故,給劉備集團帶來了一系列沉重打擊。在遭受了丟失荊州、兵敗夷陵以及多位早期領導人物的離世后,諸葛亮修復蜀吳關系繼續共同抗魏,但“隆中對”里兩路北伐的計劃徹底落空,只有堅持“安從坦道,平取隴右”。

      和時間賽跑的北伐

      諸葛亮北征之日,距離“隆中對”的提出已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在《后出師表》中,諸葛亮痛陳老將凋零、精銳喪失之痛:“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云、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余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

      北伐路上,諸葛亮面臨的最大困難不是崎嶇的地形、艱難的補給或強大的敵軍,而是時間和時機上的劣勢。直觀來看是眾多和諸葛亮一樣步入晚年的蜀漢集團軍事政治精英的離去直接造成了人才的捉襟見肘,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而更根本的原因則是蜀漢與魏國國力差距的日益擴大和統治合法性的削弱。

      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后,曹魏占據當時作為經濟文化中心的整個華北平原,繼承了長安洛陽兩京和漢帝禪位的正統,不論從物質資源還是文化層面上都占據絕對優勢,所以蜀漢和東吳作為弱勢方都難以和曹魏單獨抗衡。在當時經濟重心未南移的情況下,中原占據著絕對的生產力優勢,且隨著和平的持續,中原的生產力和人口不斷恢復,曹魏的國力優勢更加明顯。

      蜀漢立國,以繼承漢室正統自居,這也是劉備集團為數不多的輿論優勢,是其領導集團在面對強大敵人時的自信和底氣所在,而這一點恰恰最經不起時間的消磨。天下厭亂、人心思漢的思潮深深鐫刻在三國政權的草創者心中,但隨著各自統治的穩定和世代的自然更替,精英群體中的漢臣認同感日益淡去,曹魏通過禪讓“合法”獲得皇帝大位,開辟新朝,隨著其統治的越發穩固,改朝換代、天命轉移的合法性解釋已經基本取代了漢家正統。

      漢室的號召可以在初平元年(190年)聚攏起十八路諸侯共討董卓,也可以在建安元年(196年)讓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甚至在建安十七年(212年)還能激起在曹操集團內部的小小漣漪,讓荀彧和曹操疏遠并最終自盡。但在此時,它顯得越發空洞,已經淪為單純的文飾。蜀漢歷次北伐除了第一次能招降三郡之外,其余的多次用兵也未出現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局面,相反隴西地區的百姓往往和曹魏的官吏一起嬰城固守。在大漢正統的大旗之下,卻呈現蜀漢偏安一隅的尷尬現實。

      對這一大勢,時人有著清晰認識,《后出師表》中一開始就對此評價道:“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而《風起隴西》劇中有所體現的則是北伐和蜀漢內部派系沖突的關系。其中一個反派“大BOSS”就是不顧大局、一味破壞北伐甚至不惜損害國家利益的李嚴,而主人公一行的最大目的也是將計就計鏟除內部的反對派,實現權力集中。

      李嚴被視為益州本土勢力的代表,和諸葛亮同為托孤大臣,其實兩人都是外來者,還是南陽老鄉,不過入川時間不同。前者在劉璋時期入川,而后者隨劉備入川。益州在漢末經歷了兩波外來的統治者:劉焉劉璋治蜀二十載,他們帶來的東州集團與益州土著有著持續的矛盾,李嚴出身益州派,直到劉備入川時也未與外來勢力融合。劉備集團未經激烈戰爭便占據兩川,基本繼承原有權力格局,然而核心還是早年追隨其的老班底和赤壁之戰后積累的荊州集團,于是這又形成了新的主客之別,雖經種種努力,但矛盾終蜀漢一世也未能完全調和,其立國政策的基本面是揚客抑主,外來精英構成了蜀漢政權的核心,他們在人數上是少數派,卻不成比例地占據了最多的政治資源。漢室正統是維系政權的最好也是唯一的意識形態,而北伐則是這一意識形態在軍事上的自然延伸,北伐可以在保持外來集團占據優勢地位的情況下,維系各派的認同感,轉移內部的主客之間的矛盾。

      益州疲弊,民心動搖

      遺憾的是,北伐也終究未能挽救蜀漢。長期戰爭造成的極大負擔,讓其陷入了資源緊張和人民重負之中,更造成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

      從土地和人口的硬實力看,蜀漢在三國中最為微弱,蜀漢政權滅亡之日,歷史文獻記載:“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薄埃▍菄⿷粑迨f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蔽簢鴦t人口超過四百萬,F在學界普遍認為這一數據并未反映當時的真實情況:這么算三國時期全國總人口不過七八百萬,并非實際的人口數量,而是由于大量人口并未納入統計之中。學者們研究后預估三國末期的全國的人口數量應該超過3700萬,但蜀漢僅有一州之地,疆域最小和人口最少是無疑。

      諸葛亮主政時期興建農田水利設施,通過各種方式充實人口,擴充國力,推動了蜀漢政權農業經濟的高速健康發展,同時積極開辟財路,國家專斷鹽鐵,行銷特產蜀錦,以擴大經濟收入,并從南中和西羌中抽調資源。又由于政治清明,所以雖屢有戰爭也不至于出現巨大的經濟社會危機。諸葛亮去世后,后主沒有了相父的管制已經徹底放飛自我,終日嬉戲游樂耗費國用。蔣琬、費祎執政時休養生息,少有戰端,兩人死后朝政為宦官把持,且日益腐敗混亂,但這一時期軍事行動卻更加頻繁激烈。自公元253年以后,主持蜀漢軍務的姜維年年北伐,雖有戰果但遠未改變魏強蜀弱的局面,嚴重消耗了軍力民力,直接影響了蜀漢戰爭動員的潛力和社會的戰斗欲望。政權內部的有識之士都憂心忡忡,有人稱“軍旅數出,百姓彤瘁”,征西大將軍張翼勸諫姜維“國小民勞,不宜默武”。

      外部的吳魏也對此洞若觀火。后主劉禪景耀年間,吳國使者薛珝評價:“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狈ナ裰,司馬昭更是“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果然也如其所料,僅僅三個月就得全功。蜀亡之后,曹魏官員對民疲之象有了更直接的觀察,官員王濬在巴郡就發現當地百姓大量逃亡,政府能控制下的只剩下區區數千人,而百姓“生男多不養”,生育欲望極低。

      蜀漢如此迅速地敗亡,除了本身軍事上的失算和民力凋敝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內部不和,主客矛盾愈演愈烈,最終葬送了政權。諸葛亮去世后,其所出身和代表的荊州集團人才日益凋零,益州集團逐漸抬頭,并在后期開始掌握高層實權。益州集團對外來者素有戒心,對諸葛亮的行政方針頗有微詞,吐槽“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在諸葛亮去世后,更是變本加厲,益州集團名士李邈就公開對后主說:“今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甚至出現了益州集團頭面人物公開散布蜀漢政權必被曹魏滅亡的預言,最有名的就是譙周的《仇國論》,含沙射影地表明了對蜀國統治者不審強弱、不恤民眾的不滿,指出應當學習休養生息,窮兵黷武造成民生困頓會遭至災難:“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而這種行為在蜀漢內部卻未得到嚴厲批評反而有成為主流輿論之勢頭,最高統治者劉禪也不過放任默認而已。

      此時北伐已經不再是內部的彌合劑,而是矛盾的催化劑。益州集團已經基本喪失了對蜀漢政權的認同,他們對恢復漢室毫無興趣,相反他們清晰地認識到蜀漢政權內的外來精英是對自身利益的重大威脅。在鄧艾軍隊進入四川盆地后,蜀中除諸葛父子外幾乎無人抵抗,最后也正是《仇國論》的作者譙周勸降了后主。益州集團也得到了回報——司馬昭在滅掉蜀國后,把蜀漢政權中不是益州籍的重要文武官吏全部召回到中原地區去,荊州集團隨著蜀漢政權的覆滅而撤出益州,益州勢力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

      歷史的吊詭莫過如此,同樣是北伐,在前期可以凝聚人心謀求存續,在后期卻是擴大矛盾葬送基業,只留下諸葛丞相秋風五丈原,成為永遠的悲劇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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