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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比較優勢暢通國內大循環

    作者:趙秋運 張騫 來源:中國財經報 發布時間:2022-07-05

      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今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是以結構政策著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暢通國內大循環,突破供給約束堵點,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要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同時也是外部客觀環境變化的要求。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疫情仍在持續、國際市場流通受阻的形勢下,我國必須主動適應變化,在努力打通國際循環的同時,進一步暢通國內大循環,保證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產業結構

      目前,國民經濟和產業循環不暢,是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暢通國內大循環是解決問題的重中之重。對于如何構建新發展格局、暢通國內大循環,很難在既往歷史和既有研究中找到相關的論述,但是能夠在國際產業轉移規律中找到相關依據。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首先從英國的棉紡織業開始,但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漲,相關產業逐步轉移至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逐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而20世紀70年代末,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轉移至中國大陸。

      為了描述這一趨勢,經濟學界提出了“雁陣模式”理論,其含義是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根據比較優勢進行國際產業分工與合作,猶如“大雁組成一個倒V字陣形往前飛”。實際上,這種模式也適用于一個經濟體尤其是大國的經濟發展情況,即一個經濟體內部的產業結構隨著要素稟賦結構不斷升級,大致經歷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再到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順次轉變過程。

      根據新結構經濟學,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這種最適宜的產業結構決定最適宜的硬件基礎設施和軟性制度環境的結構,基礎設施包括通訊設備、道路和港口等,制度環境包括金融、法律制度、創新制度等。

      對于一些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的經濟體而言,要素稟賦結構主要表現為勞動力和資源較為豐裕,而資本相對較為缺乏。該類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為勞動密集型或資源密集型產業,同時其所需要的軟硬基礎設施也相對較為簡單。相反,發展水平比較高的發達經濟體已經完成工業化,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要素稟賦結構,即資本豐裕而勞動力稀缺,根據比較優勢就需要發展資本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產業,從而提升國際競爭力。就上述兩類經濟體而言,前者需要更多地發揮后來者優勢進行模仿創新以追趕后者,而后者則需要進行自主創新方能進一步實現產業結構升級。

      若將上述國際產業轉移規律與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相結合,則容易看出,產業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轉移是以要素稟賦結構作為第一推動力的,而對于體量較大的國家或地區而言,符合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也就需要有一定的政策來引導產業在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結構的地區之間進行轉移,使得各地區產業能夠按照各自比較優勢進行分工合作,暢通國內大循環。

      構建“一個大經濟體、四個區域產業板塊”的國內大循環發展格局

      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關鍵是提升供給體系的創新力和關聯性,其根本在于發展適宜性產業、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從新結構經濟學視角看,我國暢通國內大循環,要求不同地區依照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明確比較優勢和產業定位,實現不同地區產業(鏈)合理分工與深度協作。具體而言,東部地區應著力發展高端制造業和推動創新驅動發展,中部地區可積極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西部地區在為“大循環”提供資源能源支柱產業的同時應積極延長產業鏈和價值鏈,而東北地區可依托原有的重工業基礎和大規,F代農業優勢推動產業升級,最終形成“一個大經濟體、四個區域產業板塊”的國內大循環發展格局。

      就東部地區而言,改革開放40多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東部各省市產業中的結構性問題逐漸暴露出來。東部地區原有產業以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東部地區勞動力成本逐步上漲,大部分傳統產業面臨要素成本提高的制約與生態環境保護等條件的限制,同時受到“大開發、大建設、大發展”的政策氛圍的影響,低水平重復建設與產能過,F象較為嚴重。這些因素倒逼東部地區將傳統產業向區域外轉移,推動產業升級,實現動能轉換。

      為此,東部地區需要發展以自主創新驅動的高端制造業。發展高端制造業對我國實現由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具有重要意義。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制造業發展重心的地位逐漸得以確立和鞏固。進入21世紀后,由于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成本上漲,東部地區失去了發展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面臨革新傳統制造業與發展高端制造業的必然選擇。自主創新是發展高端制造業的基礎,通過對我國不同地區進入新世紀以來的創新強度變化趨勢分析發現,東、中、西部地區在本世紀之初的創新強度大致相同,然而在隨后的20年時間里,東部地區的創新強度實現了快速增長。綜上,東部地區應根據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立足新的比較優勢,在將傳統制造業逐步“轉出去”的同時,著力打造國家高端制造業中心和自主創新的前沿陣地。

      就中部地區和“西三角”經濟圈而言,應搶抓新一輪產業轉移機遇,創造更好條件以承接產業轉移。世界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歷史經驗表明,承接產業轉移是欠發達國家或地區實現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相對落后地區承接產業轉移能夠顯著提升承接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騰飛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因此,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在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可以通過吸收轉移地的管理經驗與先進技術,發揮后來者優勢促進本地產業升級與經濟快速發展。

      此外,實現產業轉移還需要一定的條件。國內外不乏觀點認為“雁陣模式”應該且已經在我國出現。但從整體來看,從1997年到2016年,盡管出現了階段性的產業轉移現象,工業空間分布“東部高、中西低”的格局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大規模的產業轉移也并未發生,因而國內“雁陣模式”尚未形成;诖,中、西部地區應著力解決阻礙產業轉移的因素,繼續加強人力資本投資,加快推進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降低運輸成本與交易成本,以吸引制造業在中、西部集聚。部分具備發展傳統制造業比較優勢的中部地區省份,如山西省等,要勇于打破嚴重依賴資源密集型產業的桎梏,推進能源革命,跳出資源優勢的陷阱,加快培育更高層次具有比較優勢的新興產業。

      就西部地區而言,以西部地區作為我國資源、能源供給的大后方,實際上是順應了以煤炭為代表的能源密集型產業大規!拔鬟M、北移”的戰略趨勢,也直接關系到我國的戰略安全問題,F階段,京津冀、長三角(滬蘇浙皖)與南部沿海(閩粵桂瓊)為“主要煤炭調入區”,晉陜蒙為“傳統煤炭主產區”,新疆為“新興煤炭主產區”,可見,煤炭主產區均集中于西部地區。

      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能源密集型產業布局,一般表現為就近配置能源動力,即集中于鄰近能源主產地附近進行生產和后續加工。然而自改革開放后,由于我國獨特的歷史背景,在市場需求導向的作用下,金屬冶煉、壓延加工、石油化工等重化工業生產與加工產業密布于臨近大型港口的沿海區域,這使得東部沿海地區的能源壓力與日俱增。我國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曾提出要優化建設山西、鄂爾多斯盆地、內蒙古東部地區、西南地區和新疆五大國家綜合能源基地。五大能源基地多為煤炭資源富集區,這說明我國煤炭資源開發重心西移。此外,其他主要能源地“西進、北移”的跡象也逐漸明顯。西部多數資源能源豐裕的地區僅僅承擔資源能源采集的活動,而大量深加工的工作被東部沿海地區掌握,資源型地區難以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甚至陷入“資源詛咒”。為此,西部地區只有對資源能源進行就地深加工,立足當地資源稟賦,推動產業攀爬價值鏈高端,才能真正實現產業升級。因此,建議西部地區發揮本地區比較優勢,一方面發展能源密集型產業,作為國內大循環的能源大后方;另一方面也要著力推進產業鏈延伸,發展能源資源的深加工,逐漸向價值鏈高端攀爬。

      就東北地區而言,作為共和國長子,東北老工業基地為國民經濟的恢復與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自改革開放以來,東北地區的產業結構已經有了較為明顯的改善,但其第二產業內部結構以資源型、重化工業產業為主,輕工業的市場份額較少,同時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國有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對此,東北地區應基于重化工業基礎和大規,F代農業優勢,積極促進重化工業轉型,推進大規,F代農業建設。尤其是部分資源枯竭型城市,應當利用勞動力資源,發展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輕工業產業,以實現中長期的產業結構升級。

      國內大循環離不開統一大市場,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實現國內大循環的基礎支撐。若沒有統一的市場,則不同地區要素稟賦結構中各要素的相對豐裕程度就不能通過價格信號得以真實、充分反映,從而不利于地區比較優勢的發揮,也導致地區產業結構扭曲。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還能夠提高國內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的運作效率,促進四大區域產業板塊大循環大暢通。因此,國內大循環應與全國統一大市場一體建設、共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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