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v id="4weaq"></nav>
  • <nav id="4weaq"></nav>
  • <nav id="4weaq"></nav>
  • <nav id="4weaq"></nav>
    <tt id="4weaq"><tt id="4weaq"></tt></tt>
    <dd id="4weaq"></dd>
    搜索
    手機版 收藏
    首頁>新聞>債券

    公司信用類債券糾紛仲裁機制研究

    作者:董暖 來源:《債券》 發布時間:2022-06-28

     摘   要

    公司信用類債券糾紛專業性強、主體多元,其妥善解決關乎資本市場秩序和市場主體權益保護。仲裁具有自治、專業、高效、私密等優勢,可用于集約化處理債券糾紛,高效落實民事賠償并有效應對跨境債券糾紛。立足債券糾紛仲裁目前可能面臨的適用困境,建議以行業仲裁作為主流模式,多渠道達成多元主體仲裁合意并支持仲裁調查取證,推動調解在仲裁程序中的適用。

    關鍵詞

    債券糾紛仲裁 行業仲裁 仲裁合意 調查取證

     

    隨著我國公司信用類債券市場的發展壯大和注冊制改革的全面推行,市場準入門檻大幅降低,事后風險防控和法律救濟的價值更為凸顯。然而在市場發展的同時,債券違約、欺詐發行、虛假陳述等債券糾紛時有發生。債券糾紛專業性較強、涉眾廣泛、責任主體多元,債券糾紛的妥善處理關乎資本市場秩序和市場主體權益保護。

     

    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提出“健全民事賠償制度”“開展證券行業仲裁制度試點”。根據《中國國際商事仲裁年度報告(2020—2021)》,2020年全國仲裁委員會處理金融類案件約22.6萬件,占案件總數的56.32%;金融類案件標的額2048億元,占案件標的總額的28.5%。債券糾紛多為債券回購交易合同糾紛(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2021)。2021年10月,證監會和司法部發布《關于依法開展證券期貨行業仲裁試點的意見》(以下簡稱《仲裁試點意見》),具體明確仲裁試點的總體要求、證券期貨仲裁院(中心)設立及仲裁范圍、仲裁員選聘機制、與調解和訴訟的銜接等。2021年11月,深圳市率先成立中國(深圳)證券仲裁中心,落實證券仲裁從試點到推廣的發展模式。


    債券糾紛仲裁的制度優勢

     

    訴訟和仲裁同為法定的爭議解決方式。與體現國家公權力的訴訟相比,仲裁更能體現市場自治,在爭議解決程序上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愿,這也正好契合債券市場注冊制的市場化、法治化改革理念。具體而言,與訴訟相比,仲裁在解決債券糾紛上主要有以下比較優勢。


    第一,自治性。債券糾紛當事人可以自主選擇仲裁機構、仲裁庭組成及仲裁程序。對仲裁機構的選擇不受訴訟中有關地域管轄的約束,但是國內案件不能提交境外仲裁機構仲裁。當事人可將爭議提交聲譽良好、經驗豐富的仲裁機構仲裁,同時選擇其信任的仲裁員,由此增強當事人自覺履行裁決的意愿。


    第二,時效性。與我國訴訟的“四級法院兩審終審制”相比,仲裁實行一裁終局,裁決作出后,當事人不得就同一糾紛提交仲裁或訴訟,除非裁決被法院撤銷或不予執行,由此確保債券投資者獲得及時、有效的賠償。

     

    第三,專業性。目前我國通過設立金融法院、金融法庭提升爭議解決的專業性。與常設性的法官團隊不同,仲裁員群體可以是有債券領域實踐經驗或學術研究成果的仲裁員、律師、曾任法官、專家學者等,通過多方共同參與,可進一步提升爭議解決的專業性。


    第四,私密性。仲裁原則上不公開進行。公司信用類債券爭議解決過程中可能涉及公司商業秘密,如果公開發生爭議的事實,無論公司最終勝訴與否,均會對公司聲譽造成一定影響,而仲裁則為當事人提供了私密解決爭議的途徑。


    第五,可強制執行。仲裁雖賦予當事人更多的自主權,但其裁決仍具有強制執行力。人民法院為仲裁裁決的執行提供支持,如一方未履行,另一方可向法院申請執行。


    債券糾紛仲裁的實踐定位及價值體現

     

    根據《仲裁試點意見》,證券期貨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符合仲裁法規定的,可依法適用仲裁方式解決。具體到債券上,主要包括債券發行人到期未兌付本息的違約糾紛,因發行人虛假陳述、欺詐發行等侵權行為引發的民事賠償糾紛以及其他財產性糾紛。推動仲裁在債券糾紛解決中的適用,并非意在替代司法救濟,而是凸顯仲裁和訴訟的差異化制度優勢,即滿足投資者的多元化糾紛解決訴求,同時以各機制所長合力維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仲裁在債券糾紛解決實踐中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靈活高效解決糾紛,助力落實民事賠償責任


    債券違法行為可能面臨民事、行政、刑事責任,其中行政處罰和刑事責任的制度價值在于維護金融監管秩序,嚴厲打擊債券違法犯罪行為,而民事賠償的落實才能真正彌補投資者的損失。如債券糾紛為單純的違約糾紛,責任主體僅需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但如果涉及虛假陳述、欺詐發行等違法行為,責任主體可能同時面臨刑事、行政財產性責任以及民事賠償責任。此時,民事責任優先是責任承擔的基本原則,即在責任人資產有限時,優先執行民事財產性責任1。民事賠償優先的實質在于執行優先。然而實踐中,由于民事賠償訴訟審理及執行相對滯后、不同性質財產性責任認定部門在程序上協調銜接不足,民事賠償優先的落實情況并不理想(陳潔,2017)。


    研究推動以仲裁解決債券糾紛,既可以借助仲裁機制的靈活高效加快責任認定,又可分擔法院的案件處理壓力。充分發揮仲裁在程序上的靈活性,賦予當事人在爭議解決機構、地點、人員選擇上的自主權,可提升爭議解決的有效性;以一裁終局替代“四級法院兩審終審制”,提升爭議解決效率,滿足債券投資者對于高效獲取民事賠償的迫切需求;動員具有相關專業背景和實踐經驗的多元化群體參與爭議解決,從行業、市場視角助力法律問題的妥善處理。由此助力民事賠償機制的完善和落實。


    (二)破除地域管轄限制,專業集約處理爭議


    債券糾紛專業性較強,違法行為認定及責任分配對于爭議解決人員的專業知識、相關業務實踐以及案件處理經驗要求較高,基于此,各地陸續設立金融法院、金融法庭專門審理金融類糾紛。深圳市在原有仲裁委員會之外試點設立中國(深圳)證券仲裁中心,同樣體現了凝聚專業力量、集中解決證券糾紛的理念。然而,訴訟需滿足地域管轄的要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全國法院審理債券糾紛案件座談會紀要》,債券糾紛涉及發行人的,原則上由發行人住所地有管轄權的法院管轄,除非債券違約案件當事人另有約定。此處的約定需符合民事訴訟法有關協議管轄的要求,即當事人僅能選擇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法院。


    仲裁管轄既然無“實際聯系的要求”,那么當事人就可以自由選擇境內的仲裁委員會進行仲裁,如為涉外債券糾紛,還可提交境外仲裁機構。仲裁規則的科學性、仲裁員團隊的專業性是仲裁機構競爭力的重要體現。預計未來大部分案件將集中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聲譽良好、經驗豐富的仲裁機構來仲裁,既有利于案件得到專業、公正的處理,同時案件的相對集中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仲裁裁決的一致性。


    (三)妥善應對跨境糾紛,提升爭議解決話語權


    隨著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的深入,獲準進入境內債券市場的投資者類型增多,投資范圍逐步擴大,投資便利性不斷提升。在境外投資者持有公司信用類債券規模日益擴大的同時,跨境債券糾紛也將呈現增長趨勢。


    訴訟管轄權原則上以一國領土為限進行界定。與訴訟相比,仲裁在解決跨境糾紛上具有顯著優勢。第一,提升爭議解決的中立性和公信力。對于涉及境外投資者的跨境債券糾紛,由任何一國的司法機關解決都可能面臨對其中立性的質疑,而仲裁是民間性的爭議解決機制,在《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2的廣泛影響下,司法機關秉持司法克制原則,除了違反一國公共政策等重大事由,通常以特定程序性事項為由拒絕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不會干涉仲裁對實體性事項的判定,由此確保仲裁的獨立性。第二,提升我國在爭議解決領域的話語權。目前我國以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以下簡稱“貿仲委”)為代表的諸多仲裁機構均有解決跨境爭議的豐富經驗。加強對于證券仲裁機制的政策支持,對標國際實踐完善仲裁規則,可有力吸引相關主體將涉外債券糾紛提交我國仲裁機構進行仲裁。尤其是貿仲委、中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國際化程度較高,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認可度均較高,可以將其作為擴大跨境糾紛仲裁管轄權的突破口。國內債券發行人還可爭取以我國法律作為爭議解決的準據法,推動我國法律在跨境糾紛中的應用,提升我國在跨境糾紛解決中的話語權。


    債券糾紛仲裁可能面臨的困境

     

    仲裁的合意屬性既賦予當事人自主選擇權,同時也決定了仲裁庭管轄權的有限性。如何將債券糾紛多元主體納入仲裁協議是推動仲裁適用的前提。同時,仲裁庭沒有以國家公權力為后盾的司法調查權,在債券侵權行為認定上也會面臨困境。


    (一)仲裁的合意屬性難以應對債券糾紛多元主體特性


    仲裁庭管轄權源于當事人之間的合意,通常需要在基礎合同中約定設置仲裁條款或另行簽署仲裁協議。仲裁庭僅有權處理已簽署仲裁協議的當事方一致同意提交仲裁的事項。債券糾紛涉眾廣泛、責任主體多元,將多方主體納入仲裁管轄是集約高效解決爭議的關鍵。然而,債券糾紛仲裁在實踐中可能面臨以下障礙:如爭議發生前已在基礎合同中約定仲裁條款,由于仲裁協議的相對性與分散性,如何實現諸多投資者仲裁案件的合并審理問題,以及基礎合同中約定的仲裁條款是否涵蓋侵權糾紛;如爭議發生時無可援用的仲裁條款,如何在多方當事人情緒對立時達成仲裁協議;如侵權糾紛中中介機構等責任主體未全部加入仲裁協議,如何實現投資者權益的充分救濟等。


    受托管理人難以在仲裁中發揮集體行權職能。根據證券法第九十二條,“債券發行人未能按期兌付債券本息的,債券受托管理人可以接受全部或者部分債券持有人的委托,以自己名義代表債券持有人提起、參加民事訴訟或者清算程序”。根據《全國法院審理債券糾紛案件座談會紀要》第五點的規定,“債券發行人不能如約償付債券本息或者出現債券募集文件約定的違約情形時,受托管理人根據債券募集文件、債券受托管理協議的約定或者債券持有人會議決議的授權,以自己的名義代表債券持有人提起、參加民事訴訟,或者申請發行人破產重整、破產清算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眰芡泄芾砣酥贫仍O計的初衷即在于解決債券持有人數量眾多、難以行權的問題,然而在理論層面上,受托管理人制度難以契合代理、代表人、信托等制度框架,唯一可能的解釋視角是法定訴訟擔當,不過受托管理人的訴訟擔當是有條件的,即需要債券持有人的授權,以避免直接剝奪債券持有人的訴訟權利(王洋,2021)。至于仲裁,法律并未規定受托管理人可代表債券持有人提起仲裁,受托管理人在仲裁中缺失類似法定訴訟擔當的理論根基,而且基于仲裁的合意屬性,受托管理人并非仲裁協議的當事人,發行人可以此為由提出管轄權異議。同時,受托管理人代為起訴僅限于債券違約案件,法律未授權其代為提起侵權之訴。因此,受托管理人難以協助眾多投資者在仲裁中集體行權。

     

    (二)債券侵權糾紛具有可仲裁性,但面臨調查取證困境


    一國可提交仲裁的爭議范圍本質上是司法對仲裁的管轄權讓渡,其中涉及對一國公共政策的考量。根據我國仲裁法第二條和第三條的規定,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但是婚姻、收養、監護、扶養、繼承糾紛以及依法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不能仲裁。就債券侵權糾紛本身屬性而言,其為因虛假陳述、欺詐發行等侵權行為引發的財產權益類糾紛,因而可提交仲裁。從可仲裁性理論上看,一國出于公共政策考量對仲裁予以何種授權,關鍵在于仲裁是否能夠充分彌補投資者利益并維護資本市場秩序(王克玉,2015)。


    目前在證券仲裁試點中,對仲裁庭認定侵權行為的權限持保留態度,設定行政和司法前置程序3,其原因不在于債券侵權糾紛本身的可仲裁性,而是取消前置程序后將引發舉證、侵權行為認定及監管協調等諸多問題。以虛假陳述為例,可能涉及投資者舉證、虛假陳述行為的“重大性”標準、因果關系認定、民事賠償與行政監管的協調等問題(丁宇翔,2021)。


    仲裁通常奉行“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同時賦予仲裁庭自行調查取證的權力。債券侵權糾紛舉證及責任認定較為復雜,實踐中,行政處罰決定書和刑事裁判文書是當事人證明侵權行為人行為違法性的重要證據,同時也是認定虛假陳述等行為“重大性”的直接依據4。如無此前置程序,當事人在舉證證明要件事實時將處于被動。根據仲裁法第四十三條的規定,“仲裁庭認為有必要收集的證據,可以自行收集!比欢俨檬且援斒氯撕弦鉃榛A的糾紛解決機制,仲裁庭沒有以國家公權力為后盾的司法調查權,仲裁庭能否成功取證取決于保有證據的相關單位和個人是否配合。實踐中,取證人員常常遭遇“冷門”,因而對于主動調取證據通常持消極態度(王海霞,2017)。因此,即便肯定仲裁庭對債券侵權案件的管轄權,其在調查取證上仍面臨困境。


    債券糾紛仲裁機制的推進路徑及完善建議

     

    借助證券仲裁試點的發展契機,依托仲裁制度特性以及仲裁解決債券糾紛的實踐價值,筆者認為可推動構建以行業仲裁為主的仲裁模式,多渠道達成當事人仲裁合意,完善仲裁庭調查取證、調解程序等方面的相關規則。


    (一)構建行業仲裁主流模式,以規則優勢集聚案件


    目前證券仲裁試點以行業仲裁機制的方式推進,由證券交易所等自律組織與仲裁委員會合作共建證券仲裁中心,加大自律組織對仲裁的支持力度。行業仲裁在解決債券糾紛上具有顯著優勢。第一,將債券糾紛仲裁納入證券市場統一監管體系。行業仲裁可實現爭議解決與自律監管的結合,使仲裁裁決更契合債券監管目標(王克玉,2015)。同時,爭議解決除了可以依法公正平息糾紛,還可為法制和監管政策完善提供重要依據。第二,行業仲裁便于統一仲裁裁量尺度。與各地現有較為分散的仲裁機構相比,由專攻證券行業糾紛的仲裁機構集中解決爭議,可以有效提升在相同或類似問題上仲裁裁決的一致性(王克玉,2015)。第三,自律組織會員章程是仲裁條款的優良載體。會員章程體現會員之間契約性的權利義務關系,可以事先納入仲裁條款,便于會員在爭議發生后直接援用5。


    即便如此,筆者認為,行業仲裁可作為債券糾紛仲裁的優選模式予以推廣,但不應將其設定為唯一模式。自治性是仲裁的特性所在,雖然行業仲裁在推動監管統一、便利調查取證等方面存在諸多優勢,但如將由自律組織甚至是主管部門推動設立的行業仲裁設定為唯一路徑,將模糊仲裁與司法的界限,有損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制度價值。就仲裁機制本身而言,案件的集聚本就可通過提升規則的競爭優勢得以實現,無需也不應進行強制規定。對于僅涉及民事財產性利益的交易合同糾紛、違約糾紛,行業仲裁中心及各地的仲裁委員會均可受理。至于債券侵權糾紛,因其不僅損害投資者的財產權益,同時有違債券市場正常運行秩序,為確保民事賠償認定與國家公權力機關監管的一致性,行業仲裁中心可推動完善其仲裁規則,包括強化與司法機關在調查取證、裁決執行等方面的程序銜接,以規則優勢吸引當事人將侵權糾紛提交行業仲裁中心。


    (二)多渠道達成仲裁合意,集約化處理債券糾紛


    實現債券糾紛多元主體的仲裁合意,最直接的解決方式是在募集說明書中事先列明仲裁條款。募集說明書是債券發行信息披露的重要文件,為投資者認購債券提供依據,并承載著發行人與投資者的權利義務關系。然而,募集說明書本身為要約邀請,經投資者認購及發行人承諾,募集說明書所承載的包括爭議解決條款在內的內容即成為合同文本(曹明哲,2018),由此實現多方主體間提交仲裁的合意,且不同投資者與多元責任主體間的仲裁協議均為募集說明書中統一的標準文本。


    根據公司信用類債券募集說明書的編制要求,發行人需明確爭議解決條款。然而在募集說明書體例中,在爭議解決條款前通常列明違約情形,因此其后的爭議解決條款一般理解為是專門針對違約糾紛設置的條款。為使仲裁條款有效覆蓋侵權糾紛,一方面,需在募集說明書中明確與此次發行相關的違約糾紛和侵權糾紛均可提交仲裁;另一方面,侵權糾紛的責任主體除了包括發行人,還可能包括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主承銷商、證券服務機構等,如缺乏有效的仲裁協議,則仲裁庭無權要求其擔責。此類主體可在募集說明書中承諾,如因本次發行損害投資者利益,同樣適用募集說明書中的仲裁條款。如未通過募集說明書事先確定仲裁條款,投資者也可在糾紛發生后與相關責任主體協商達成仲裁協議,仲裁的私密特性是吸引責任方選擇仲裁的重要因素。


    在行業仲裁機制下,可考慮在自律組織會員章程中設置投資者可選擇的仲裁模式。參照紐約證券交易所規則600(A)、規則600,對于涉及自律組織會員的爭議,如為自律組織會員之間的爭議,應提交行業仲裁;如為自律組織會員與投資者之間的爭議,投資者有權選擇是否提交行業仲裁,如投資者選擇仲裁,自律組織會員應予以配合。此模式即通過自律組織會員章程事先載入會員關于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變通之處在于,經投資者申請仲裁即視為自律組織會員與投資者之間達成仲裁合意,而不再拘泥于書面的仲裁協議。


    在仲裁程序方面,同批次發行債券的投資者可合并提出仲裁申請,或在多個投資者分別提交仲裁后,由仲裁委員會決定對多個案件合并仲裁,由此實現案件集約化處理6?紤]到投資者一方人數眾多且地域分布廣泛,可從投資者中推選代表人集體行權,同時可采用互聯網開庭的模式7。


    (三)多方支持仲裁調查取證,高效落實民事賠償


    以仲裁方式高效解決民事糾紛,需通過相關機制彌補當事人舉證和仲裁庭調查取證的不足。目前,我國已在多個文件中明確取消證券侵權民事訴訟中的行政處罰或刑事訴訟前置程序8。如前文所述,仲裁庭理應有權對債券虛假陳述、欺詐發行等行為進行認定并確定損失賠償數額,如希望取消仲裁前置程序,關鍵還在于如何解決舉證取證難題。第一,由法院為仲裁庭和律師調查取證提供支持。如仲裁庭認為有必要主動收集相關證據,可以申請法院予以協助。與此相呼應,2021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修訂)(征求意見稿)》保留了仲裁庭自行調查取證的權力,但新增了“必要時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協助”的規定。同時,經仲裁程序當事人申請,可由法院簽發律師調查令,律師持調查令赴交易所、債券登記結算機構調取相關證據,緩解投資者的舉證壓力(丁宇翔,2021)。第二,由自律組織為仲裁庭提供調查取證等支持。自律組織作為最接近市場的一線監管者,可以協助仲裁機構對債券糾紛進行調查取證,同時可根據其市場監管經驗為爭議案件的妥善解決提供專業性支持。第三,由專業機構協助進行損失認定。類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四條,“人民法院可以依當事人的申請,委托雙方認可或者隨機抽取的專業機構對投資損失數額、證券侵權行為以外其他風險因素導致的損失扣除比例等進行核定。當事人雖未申請但案件審理確有需要的,人民法院可以通過隨機抽取的方式委托專業機構對有關事項進行核定!敝俨脵C構同樣可采用專業機構參與損失認定的做法,尤其是依托自律組織的行業仲裁中心,還可咨詢自律組織專家的專業意見。


    在確保民事賠償責任優先方面,可考慮建立暫緩入庫和財政回撥制度。即使取消行政和司法前置程序,由于仲裁程序與行政、司法程序相互獨立,仍可能存在仲裁裁決確定時行政處罰、刑事裁判已執行完畢,或者行政處罰、刑事裁判已生效但尚未執行,此時則需建立行政罰款、刑事罰金財政回撥或暫緩入庫制度(陳潔,2017),以確保民事賠償的有效執行。


    (四)完善調解與仲裁的程序銜接


    調解被譽為“東方瑰寶”,蘊含“以和為貴”的爭議解決理念。調解既可作為獨立的爭議解決程序,也可作為仲裁程序的一部分。推動調解在仲裁程序中的適用,可以大幅節約債券爭議解決的時間成本,盡可能達成各方當事人均滿意的解決方案。


    在調解人員組成上,宜突破我國由仲裁庭成員直接調解的傳統做法,另行委托自律組織調解中心或證券領域權威專家進行調解,從而避免當事人在調解中的妥協或討價還價對調解不成時繼續進行的仲裁程序產生不利影響,消除當事人對適用調解的顧慮。在仲裁和調解程序銜接上,可借鑒新加坡“仲裁—調解—仲裁”模式的經驗,即提交調解后中止仲裁程序,如果調解成功,則結束仲裁程序;如果調解失敗或未能完全解決爭議,則恢復仲裁程序9。為確保調解協議的有效執行,在達成調解協議后,仲裁庭應當制作調解書或者根據協議結果制作裁決書。

     

    注:

    1.詳見證券法第二百二十條的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和繳納罰款、罰金、違法所得,違法行為人的財產不足以支付的,優先用于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2. 1958年,聯合國國際商事仲裁會議上審議通過該公約,并于1959年6月7日起正式生效。

    3.《關于〈依法開展證券期貨行業仲裁試點的意見〉的起草說明》提出“基于仲裁機構確認違法行為的權限不足,對證券期貨民事賠償糾紛的仲裁設定了行政前置和司法前置程序”。

    4.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八十五條。

    5.參見《仲裁試點意見》第六條。

    6.深圳國際仲裁院、北京仲裁委員會等機構的仲裁規則均有關于多份合同合并申請、合并仲裁的相關規定。

    7.如深圳國際仲裁院專門制定了《網絡仲裁規則》,北京仲裁委員會的最新規則中明確開庭方式包括網上開庭。

    8.如《全國法院審理債券糾紛案件座談會紀要》明確,欺詐發行、虛假陳述行為人以債券持有人、債券投資者主張的欺詐發行、虛假陳述行為未經有關機關行政處罰或者生效刑事裁判文書認定為由請求不予受理或者駁回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蛾P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提出“健全民事賠償制度”“取消民事賠償訴訟前置程序”。

    9.參見以下網址http://simc.com.sg/v2/wp-content/uploads/2019/03/SIAC-SIMC-AMA-Protocol.pdf。

     

    參考文獻

    [1]曹明哲.債券募集說明書的性質及其司法效應[J].債券,2018(11):53-57.

    [2]陳潔.證券民事賠償責任優先原則的實現機制[J].證券市場導報,2017(6):58,60-62.

    [3]丁宇翔.證券虛假陳述前置程序取消的輻散效應及其處理[J].財經法學,2021(5):31-46.

    [4]何海鋒,陳豪鑫.新虛假陳述若干規定在債券虛假陳述糾紛中的適用探討[J].債券,2022(3):24-27.

    [5]王海霞.仲裁庭調查取證權問題研究[EB/OL]. (2017-12-07)[2022-01-10]. https://www.sohu.com/a/209112112_100017582.

    [6]王克玉.確立與完善我國證券侵權仲裁機制的路徑分析——以美國證券仲裁機制的發展為視角[J].法學論壇,2015(2):109-114.

    [7]王洋.債券受托管理人的訴訟地位困境及新《證券法》的應對——以太合匯公司訴眾富公司案為視角[J]. 證券法苑,2020(2).

    [8]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中國國際商事仲裁年度報告(2020-2021)[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5-6,96.

     

    0
    相關推薦 >

    中國財經報微信

    ×

    國家PPP微信

    ×
    热99re久久精品这里都是精品,一级日本牲交大片无遮挡,欧美xxxx极品bbw,在线无码无码观看,四川丰满按摩老熟女